那个夜晚,欧洲大陆的足球圣殿在燃烧,而波士顿的穹顶之下,杰森·塔图姆的汗水正悄无声息地砸在硬木地板上,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,他刚刚投丢了一个足以扳平比分的后仰跳投,计时器归零的嗡鸣像一把钝刀,切断了所有喧嚣,更衣室里死寂,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、不知哪个球迷手机里流出的欧冠决赛解说声,激昂得有些刺耳:“……绝杀!不可思议的绝杀!这就是大场面先生!”
“大场面先生。”塔图姆咀嚼着这个隔着大洋、属于另一片赛场的词,它像一枚滚烫的勋章,也像一记冰冷的嘲讽,他的社交媒体或许很快会被类似的呼喊淹没,或期待,或质疑,人们总爱将不同领域的星辰强行并列,用一场九十分钟的绿茵神话,来拷问四十八分钟的篮球征途,可真正的“大场面”,从来不是聚光灯下预设的王座,而是黑暗中独自面对失败时,那不被看见的、下一次举起手臂的勇气。
他想起新秀年东决抢七,那记面对勒布朗的隔扣未果,自己重重摔倒在地,镁光灯记录下的是巨星的背影与他的狼狈,那一刻,世界仿佛只剩篮筐的轮廓,巨大、寂静、遥不可及,与今日何异?所谓“大场面”,往往先以“大失败”的形态降临。 它不是欧冠决赛第93分钟的一剑封喉,那已是传奇的注脚;它是第92分钟时,球在脚下,面前人墙林立,耳边是自己的心跳与全世界的呼吸——那种庞大的、几乎要将人压垮的寂静,塔图姆经历的,正是这份寂静的余震。
更衣室的电视屏幕闪着蓝光,回放着欧冠的制胜球,进球者狂奔、滑跪、被淹没在队友的海洋,塔图姆看着,眼神却有些失焦,他看到的不是庆祝,而是此前对方一次关键防守失误后,那瞬间苍白又迅速被坚毅取代的脸。所有被讴歌的“大心脏”,内核都是一次次“心脏险些停跳”后的修复与强化。 足球的成败凝结于一瞬,篮球的审判则漫长而琐碎,贯穿每一回合,他的“大场面”,是每个夜晚对位联盟最顶尖防守者时,肌肉记忆般的选择:是突是投?是传是扛?每一个决定都在聚光灯的炙烤和亿万目光的审视下,没有重赛,没有VAR,这种持续的压力,如同行走在看不见的钢索上。
“他们说你关键球不行。”助理教练的声音在身后响起,很轻,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天气现象。
塔图姆没有回头,只是慢慢用毛巾裹住脑袋,湿冷的布料贴紧皮肤,隔绝出一小片黑暗,他想,那个欧冠英雄,在罚入决定性的点球前,是否也会想起某次宴会上失手打翻的酒杯?伟大的表演者,共享同一种孤独:他们必须将全世界的期待,拧成一根细线,然后踩着它,平稳走过深渊。 区别只在于,足球的深渊是一次扑救或一脚射门,篮球的深渊,是整整一场比赛,乃至一个系列赛的、每分每秒的消耗与抉择。
他站起身,走向理疗室,身体需要冰敷,思绪也需要,路过战术板,上面凌乱的线条还未擦去,最后一次进攻的路线图,像一道未解开的几何谜题,也像一道伤疤。或许,根本不存在通用的“大场面先生”配方。 伊斯坦布尔之夜的神奇与波士顿此夜的遗憾,是同一枚硬币在命运指尖旋转的两面,足球场上的“先生”用一脚改写历史,篮球场上的“先生”,则需要在长达数月的征途中,反复证明自己配得上最后的舞台。
几天后,球队录像分析会,屏幕上反复播放着那个失败的最后一攻,也夹杂着欧冠决赛的精华集锦,主教练忽然按了暂停,画面定格在塔图姆起跳的瞬间,以及欧冠英雄起脚射门的刹那。
“看,”教练说,指针在两张全然不同的图片间移动,“不同的运动,不同的方式,但核心是一样的: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必须要做到的时候,你依然敢于去做那件事。塔图姆,你敢于承担最后一次出手,就像他敢于站上点球点。 结果,是下一秒的事,但做出决定的这一秒,你就是我们的大场面先生。”
会议室很安静,塔图姆感到那枚滚烫的勋章,似乎褪去了一些虚幻的光环,有了些许真实的重量,它不再是对照他人的标尺,而是内视自身的刻度。
赛季结束的夏天,塔图姆在训练馆里加练最后一组投篮,一千次,每一个“唰”声,都是对过去那个喧嚣之夜的无声应答,篮球离手,划出弧线,坠入网窝。世界依然会寻找并塑造它的“大场面先生”,在欧冠决赛的草坪,在NBA总决赛的硬木地板。 但此刻,他只听见篮球与篮网摩擦的声响,纯粹、具体,那是一个球员,在与自己的“大场面”真正和解——它不在他处,就在每一次呼吸调整、每一次脚步移动、每一次无论成败都毅然决然的出手之中。
终场哨总会响起,或带来狂喜,或留下遗恨,但故事的中场,属于所有在寂静中,选择再次走向篮球的人们。 当欧冠的颂歌跨洋越海成为背景音,塔图姆的战场,永远在下一个回合,下一次凝视深渊,起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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